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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个低碳试点城市观察:北上广深有望率先碳达峰
2021-07-26 19:51:34

 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、能耗水平越低的城市,有更大的碳达峰潜力,并且将可能更快地迈向碳中和阶段。

  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王帆

  城市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,同时也是开展碳减排行动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主体。

 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(IPCC)第五次评估报告及相关研究表明,城市经济总量约占全球GDP的80%,其能源消耗量约占全球能耗总量的67%-76%,所产生的CO_2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1%-76%。

  截至目前,全国已开展了三批共计87个低碳省市试点,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其中的一线、新一线城市,计划单列市,以及部分重点省会城市,共20个观测城市,分别为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天津、重庆、厦门、杭州、苏州、青岛、武汉、宁波、昆明、沈阳、大连、南京、合肥、济南、长沙和成都。

  2019年11月,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马拉喀什会议上,时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谢极曾对媒体表示,中国已有多个城市承诺2030年左右达到城市碳排放峰值目标,一些城市还承诺于2020年左右达峰。

  目前为止,并未有城市官方披露是否已经实现碳达峰,但去年中国正式向世界作出明确的碳达峰、碳中和承诺后,一些城市提出了更为审慎的时间表。

 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常住人口、人均GDP、第二产业占比以及万元GDP用电量几个指标,来呈现城市的人口规模、经济发展水平、产业结构以及能耗强度,由此来初步评判城市的低碳发展现状及潜力。其中,由于城市尺度的能耗缺乏系统数据,采用了城市的年度电力消耗量与GDP的比值来代表能源消耗强度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对单个城市而言,碳达峰是一个纵向年份的比较概念,譬如某个城市单位GDP碳排放量较高,但与此同时,每年下降速度也很快,则有可能尽快实现碳达峰,这意味着,不同城市在实现达峰时的碳排放量有高有低。

  但若把碳中和的长期目标考虑在内,再将不同城市横向对比来看,我们倾向于认为,经济发展水平越高、能耗水平越低的城市,有更大的碳达峰潜力,并且将可能更快地迈向碳中和阶段。

  北上广深或率先实现碳达峰

 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披露的情况,2019年,北京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产业万元GDP能耗分别为0.478、0.351和0.141吨标准煤。

  不难看出,第三产业的万元GDP能耗显著低于第一、第二产业。鉴于重点城市第一产业的比重一般较小,且近年来,第二产业比重基本处于下降的阶段,这将带来能耗水平的整体下降。

  以北京的情况来看,2020年三次产业比重为0.4︰15.8︰83.8,三产的比重已经超过了80%,在上述20个城市里是最高的。

  近几年,北京的能源转型进程也在加速。2019年,北京最后一座大型燃煤电厂停机备用,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告别煤电、全部实施清洁能源发电的城市。2019年,北京近3000个村落实现了煤改清洁能源,平原地区基本实现“无煤化”。

 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,从2010年到2019年,北京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9.59%大幅下降至1.81%,比重已经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  据北京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,2020年,北京碳强度预计比2019年下降23%以上,超额完成“十三五”规划目标,碳强度为全国省级地区最低。

  北京在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中提出了较高的目标——“十四五”期间碳排放稳中有降,碳中和迈出坚实步伐,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北京示范。这一表述或表明,北京的碳排放已经或即将进入平台期,并将谋求在未来5年间实现下降。

  尽管第三产业的万元GDP能耗最低,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城市需要一味追求工业比重的下降。以上海为例,从工业能源终端消费量这个指标来看,2011年,上海工业能源终端消费达到了6165.57万吨标准煤的峰值,随后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,到2019年,这一数值已降至5668.05万吨标准煤。

  同期,上海的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的7230.57亿元,增加到了2019年的9670.68亿元,逐年上升。这一降一升的背后,反映的是上海工业的结构升级与节能增效。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近日对外通报,近年来,上海扎实推进能耗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,持续实施产业结构调整,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循环试点示范。

  今年1月,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最新的碳达峰时间表,到2025年,碳排放总量要力争达峰。

  广州的第二产业占比与上海相当,并且广州的单位GDP用电量比上海还略低。2019年, 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曾出台《广州市节能降碳第十三个五年规划(2019-2020年)》,其中提出,到“十三五”期末,全市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,能源利用效率继续提高,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,力争达到碳排放总量峰值。

  广州的碳排放权交易在全国处于领先,广碳所的数据显示,截至2021年3月21日,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.75亿吨,占全国碳交易试点37.91%,稳居全国首位;累计成交金额36.36亿元,占全国碳交易试点34.00%,成为国内首个配额现货交易额突破35亿元大关的试点碳市场。

  在四大一线城市中,深圳的第二产业比例最高,2020年为37.8%,但深圳同样是工业优化升级的标兵。在“十二五”期间,深圳共淘汰转型低端企业超1.7万家,钢铁、水泥、电解铝、煤炭等重污染行业基本退出。

  2020年11月,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吴优介绍,深圳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近10年累计下降近60%。在中国特大城市中,深圳的碳排放水平是最低的,碳排放增长也是最缓慢的。

  2019年,哈工大(深圳)牵头完成了一份《深圳市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达标“三达”研究报告》,课题组指出,深圳就在碳达峰的路上,不能确定哪天哪个时点达峰,但是深圳在2019-2020年间处在一个稳定达峰区间。

  工业型城市需充分挖掘减碳空间

  有研究显示,根据“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”进行测算,当全国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时,中国将整体达到碳排放峰值并进入绝对量减排阶段。而人均GDP已达14000美元的城市和地区,有条件率先进入碳排放绝对量下降阶段。

  按照2020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.8974元人民币来计,14000美元约折合96564元人民币,除四大一线城市之外,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宁波、武汉、厦门、青岛、长沙、济南、合肥和天津11座城市跨过了这一门槛。

  再结合产业结构来看,苏州的第二产业占比最高,达到了46.5%,2019年其单位GDP用电量高达856千瓦时/万元,相当于上海的近2倍。

  苏州在2019年发布了《苏州市低碳发展规划》,提出力争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。近年来,苏州的能效水平在逐步提升,但高耗能工业行业能源消费的占比仍然较高。根据苏州统计年鉴的数据,2019年苏州规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耗量达5307万吨标准煤,其中电力、钢铁、纺织、造纸、化工、建材等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达4375万吨标准煤,约占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82%。

  宁波也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制造业基地,第二产业占比为45.9%,宁波的单位GDP用电量为721千瓦时/万元,仅低于苏州。

  但相比之下,第二产业占比同样不算低(38.4%)的长沙,其单位GDP用电量仅为331千瓦时/万元,在上述20座城市中最低。

  这或许得益于长沙产业结构的“绿色化”,长沙统计年鉴数据显示,2019年,长沙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(六大高能耗行业之一)的能源消费量仅为4443吨标准煤,同年苏州的这一数据为1834万吨标准煤。

  曾有当地官员总结,长沙是一座新工业城市,无论是传统的工程机械,还是食品饮料、汽车及零部件制造、材料、电子信息、移动互联网等产业,都属于新型工业产业。由此来看,长沙或许算得上是一个发展绿色工业的城市范本。

  人均GDP低于14000美元的5个城市,第二产业的占比也都比较高,均在30%以上,大连和重庆达到了40%。

 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在碳减排方面,工业型城市的首要工作重点之一应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节能增效,寻求较低排放的能源替代,使用节能技术等,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,提升产业层次,加速高耗能、高排放产业的升级与退出,发展清洁产业,以充分挖掘第二产业的碳减排空间。

  今年以来,相关部委屡屡传递出严控高耗能、高排放项目的信号,这将很大程度倒逼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。

 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领导3月在汇报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情况时就表示,实施碳达峰行动,本质就是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,逐步摆脱高碳依赖,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。在工业领域的政策措施,主要是实施传统工业低碳改造和发展清洁低碳产业。

  大连最近也透露,已经编制完成《大连市“碳达峰”行动方案》初稿,将主要从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、加强存量治理、严格控制增量等3个方面落实达峰措施。

  另外,尽管工业减碳并不必然意味着减少第二产业的比重,但客观来说,挖掘服务业、居民消费方面的潜力,的确有助于城市能耗水平的降低。

  标普全球评级认为,如果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能够达到接近发达经济体的水平,那么未来20年中国的碳排放可望减少三成以上。随着居民收入增长、消费对经济的重要性增加,服务需求相对商品需求也会上升。如果资本和劳动力从钢铁、水泥和资本品的生产,转移到教育、医疗和休闲服务等的提供,那么单位GDP的能耗水平就有可能下降。

  城市运行过程中如何减碳?

  人均GDP较低、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城市,是否在碳达峰方面一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?

  答案是否定的。事实上,除了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拥有发展阶段的优势之外,西南一些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区,同样拥有先天禀赋。

  以昆明为例,其所在的云南省,全省清洁电力发电量占比达92%,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46%,居全国首位。

  云南省能源资源丰富,能源结构主要以低碳的非化石能源为主,绿色能源装机占比、绿色发电量占比、清洁能源交易占比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均达世界一流水平。云南省在今年提出,计划至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50%以上,争取打造全国碳达峰、碳中和示范省。

 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以昆明为代表的人均GDP相对较低,但清洁能源禀赋较好的城市,可以充分抓住契机,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,在未来的新发展格局中,有望在城市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。

  对于一些城市而言,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已经很大程度完成,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外地调入,减碳工作可能更应该集中于降低城市运行本身的碳排放。

  低碳发展与城市规模、人口密度等因素息息相关,居民侧、消费侧的碳减排需要引起关注。根据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经验,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成为国家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,可以高达60%-80%。

  以北京和上海作对比,2019年,两市的人均生活用能源分别为785.3千克标准煤和528.92千克标准煤。在这项指标上,北京相对面临着更严峻的形势。

  需要注意的是,并非城市的人口越少,对减碳越有利。从现有研究来看,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人均碳排放和城市的人口密度成反比,这可能主要得益于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,随着人口集聚度提升,人均的基础设施、能耗因共享度提升而下降。当然,城市也应该平衡密度和宜居的问题。

 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上述20个城市在过去10年基本处于人口大幅净流入的阶段,除了厦门常住人口仅为516.4万之外,其他19城均已超过了700万,更是不乏千万级人口城市。从人口发展规律以及当前大多数城市的人口政策来判断,未来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还将持续。

  而人口规模将影响汽车保有量、通勤距离、建筑密度等,这些又将直接影响城市的碳排放量。

  在可预期的人口集聚趋势下,城市无论是做空间规划乃至产业规划,或是进行改造更新时,都应该充分考虑低碳发展的要求,譬如优化用地结构,调控职住关系;提高轨道交通的覆盖率,给公共交通、自行车、步行更充分的路权保障;引导市民购买或更换新能源汽车;注重建筑节能改造技术的应用,使低碳理念真正融入到城市运行当中。

  此外,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的达成,需要发动全社会的普遍参与,个人的减碳行动同样重要,政府部门可以引领居民消费侧的低碳转型,包括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。

  目前,包括上海、深圳等在内的城市都提出将推进“碳普惠”。

 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鹏不久前透露,上海正在抓紧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,其中就包括筹备碳普惠项目。简单来说,就是把市民的各种低碳行为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出来,变成每个人账户里的“碳积分”,再通过对接上海碳交易市场、各个商业消费平台,让践行低碳生活的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激励。

 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上述20个观测城市中,有的迈向了后工业化时代,有的较好地完成了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,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逐渐脱钩,有的清洁资源丰富,有的则在积极谋划居民消费侧的减碳,这实际上为不同类型的城市实现碳达峰提供了思路借鉴。低碳转型已经是一个明确的方向,谁更积极主动,谁将越有可能在未来的城市竞争新局中抢占高地。

  

  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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